《乌合之众》读后感（读乌合之众有感：请保护那些正直且固执的人）-喵趣网

读古斯塔夫.勒庞著《乌合之众》、彼得.考夫曼《穷查理宝典》

固执本指坚持不懈，后指坚持自己的意见。

固执己见的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，比如哥白尼创立了日心说，开启了现代天文学；达尔文创立了生物进化论，摧毁了神造论。这种固执很难，所以他们才会伟大。

在《乌合之众》中，古斯塔夫.勒庞认为，现代生活逐渐以群体的聚合为特征。个人一旦进入群体，他的个性便湮灭了，群体的思想占统治地位；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、情绪化和低智商。

从众行为，是为了保持与群体的一致性。这种从众性有好的方面，可以造就统一意识的文化，可以打造具有归属感的群体组织，可以实现马斯洛所提出的社会归属需求。但是也会形成群体一致性的压力，个人不敢也不愿意发出不同的意见，逐渐失去判断能力，人云亦云，群体就变成了无意识的低智商群体。这种低智商群体形成的文化，会逐渐向平庸低俗演进，在利益的驱使下，渐渐失去了道德因素，表现形式就是无原则、趋利避害、两面性和无底线。

勒庞说：“群体的信念有着盲目服从、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，因此可以说，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”。而当被一种非理性的理念引导下，或在一定的冲突压力下，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灾难，比如希特勒对民众的鼓动，以及表现出的群体残忍行为，而这些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。

而且如果失去了道德因素，无道德约束的行为就会制造出各种仇恨和冲突，引起组织动荡。勒庞说：“当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，它的最终解体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完成的，他们被不无道理地称为野蛮人”。

要缓解这种群体无意识，需要有人成为那个固执的人，提出真知灼见，甚至推动这种改变。但是这种固执行为往往有较大的风险，这被称为谢皮科效应。弗兰克.谢皮科加入的那个纽约警察局极其腐败，谢皮科因为拒绝和警察局的同事同流合污，差点遭到枪杀。这个效应就是，假如总体的社会风气很坏，许多人因此而获得利益，你们要是想对此吹响警笛，他们就会反对你们，变成危险的敌人。

查理.芒格说：“如果你们的正确让其他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觉得没面子，那么你们可能会引发别人极大的报复心理”。伏尔泰说：“假如有权有势的人错了，而你是对的，那你就危险啦”。约翰.肯尼斯.加尔布雷思说：“在任何大型组织里面，和多数人一起错比一个人对安全得多。”

体系上的解不去探讨，我们谈谈文化上的方案。

可能教育要承担起责任，要弘扬或建立一种文化，在西方叫负罪感。犹太人发明了负罪感，基督教发扬光大，祈祷的就是上帝原谅自己的罪过，无论他做了什么坏事，他知道自己有罪过，而不会“恬不知耻”，即使他犯了大罪也明白终究会受到上帝的惩罚（当然依然无法避免前面所述希特勒的情况）。查理.芒格说“这种来自宗教的负罪感极大地推动了诚信精神的发展，对提高人类的经济产出非常有帮助。”

在我们儒家之道里面，就是“仁义礼智信”的仁，仁是爱人，是恻隐之心，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，这是道德底线，超过了这个道德底线，为群体所不容，不但会受到道德的谴责，而且依据法律，会付出巨大的代价，甚至像古代一样株连九族，永世不得翻身，所以中国古代历史，很少有拐卖儿童的犯罪，如《宋刑》，拐卖儿童，判绞刑。

到我们一个企业组织里面，就需要考虑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文化。一个方面建立严厉的职业道德约束，就是西方企业最早推行的“合规”，另一个方面要鼓励并保护那些固执的人。我想伟大的企业应该都做到了这一点，比如巴菲特领导的伯克希尔公司，杰克.韦尔奇领导的通用电气。

不然我们就会像一个苏联工人说的那样“他们假装给薪水，我们假装在工作”，而负向的激励制度，掏空了一个企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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